傅雷家书: 傅雷译《罗丹艺术论》序-刘海粟

日期:2019-10-07编辑作者:励志美文

  1927年12月31日,19岁的傅雷怀着读书救国的强烈愿望,辞别寡母,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2月3日,抵达马赛港。8月份,他考进巴黎大学,在文科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

  在西欧历史的黎明时期,古希腊的雕刻竭力将神人化,反映出人对神的怀疑、亲近和畏惧,恰好说明神的威力难以摆脱,同对人的歌颂发生了矛盾。菲狄阿斯在矛盾中寻求幸福、宁静、和谐,形成欧洲雕刻史上第一座高峰。可惜他的“著作”全都“写在”雕像之中,并无文字流传,他思想发展的脉络虽可从石像里去探求,总不免使我们遗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懂得达摩老祖不立文字这一遗训的丰富内涵。厌弃言筌的禅宗也要通过语言促成渐悟,顿悟之后才可以抛开语言文字。雄鹰在天,双翅不动,那是很高的境地;公鸡斗架时翅膀乱动,羽毛纷纷扬扬,其实并不会飞。可见妙悟之难。这已是题外话。

  傅雷墨迹

  1929年3月16日,刘海粟、张韵士夫妇到达巴黎,刘抗介绍傅雷每天上午去帮他们补习法语,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傅雷与年长他12岁的刘海粟很快成为至交。

  昏迷与觉醒,束缚与挣扎,对立并存,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痛恨宗教裁判草管人命,僧侣贵族的一切罪恶言行,无不归之于神的意志;为奴隶主贵族卖命冠以“爱国”雅誉,掠夺兄弟国家打上“吊民水火”的金字招牌。奄奄一息的宫廷艺术,依仗贵族富商残羹点缀太平,宏扬教义,麻醉同胞。以人的觉醒与挣扎为重要主题的弥开朗琪罗,刻出许多杰作,人的力量强大,侧面反映出神权愚昧专横的事实。古希腊雕刻,渊穆静伟的调子发展为心灵的暴风雨,由内敛而外张,表现了力和狂怒;某些作品也有阴柔静谧之美,并传不朽。弥开朗琪罗留有十四行诗和一些书信,没有论证雕塑的专著。弥氏作品肌肉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但还不完全达到自觉的追求。

  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

  他们偶尔光临散布巴黎各区的小电影院。尽管上映的片子都是大电影院放过的老片,由于价格便宜,购买电影票的人常会在售票处前排起很长的队伍,伸着脖子安静地等待,傅雷、刘海粟他们也在其中,但性急的傅雷经常因为等得不耐烦,离队跑开。

  罗丹的作品,代表西方雕塑史上第三个高峰。在他之后的蒲尔台、马约尔、康宁柯夫、摩尔等大家的雕刻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就总体的博大精深和历史影响而论,还没有全面超越罗丹而形成第四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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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雷、刘海粟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圣扬乔而夫休养。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还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享受大自然恩赐美景的同时,傅雷从房东家的一本旧历书上翻译下《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发表在1930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译作,刘海粟则以奔腾的阿尔卑斯山瀑布为背景,创作了油画《流不尽的源泉》。这天晚上,傅雷对刘抗说了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刘海粟听到这句诗,很有感触。回到住处后,刘海粟通宵未眠,画下《莱芒湖的月色》,将他们畅谈时的美景永远保留下来。后来,他们又一起坐火车前往日内瓦。傅雷、刘海粟等一道参观了加尔文纪念碑、日内瓦美术馆与历史博物院。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这次避暑,傅雷念念不忘,30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伦的长子、著名音乐家傅聪时,还屡屡提及。

  罗丹的创作,思考人间的疾苦,歌颂人的创造力、人的尊严和为维护它而付出的代价。神的形象消失了,他在表现丑得惊心动魄的对象如《丑之美》时,所用的手段仍然是美的。他抄袭甚至剽窃过克洛岱尔小姐的佳作,始乱而终弃,人格上比弥开朗琪罗要差,但没有人否定他是一流大师。

  在法国留学期间,傅雷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遇到和他一样钟爱艺术的巴黎女郎玛德琳后,内向的傅雷一下子坠入情网,狂热地爱上了她。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老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旁观者清的刘海粟觉得傅雷与玛德琳之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又怕这封言辞激烈的信寄回国后,对老太太和朱梅馥造成伤害,就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这段感情的死亡而伤心,更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感动得泪流满面。

  三位雕塑巨匠都是人,把他们想象得完美无暇,是我们造神意识的残余在作怪,发现神的缺点才使我们痛苦,至于人无完人,这是革命导师也不否认的。对菲狄阿斯年代久远,难以发现什么史料。弥开朗琪罗也是古人。罗丹离我们稍近,作品比较容易理解,缺点也容易发现。

  1931年秋天,在法国呆了4年的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国。傅雷到上海后,就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11月份,他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世界名画集》,为第2集撰写了题为《刘海粟》的序文,该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刘海粟当时在国内外的声誉,请傅雷撰写序文,这件事本身表明刘海粟对傅雷人格与学问的重视。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傅雷翻译了Paul Gsell的《罗丹艺术论》,油印后发给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傅雷工作的认真负责,常受到刘海粟的称赞。

  发现前人缺点并不难,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巨人缺点的文字何止千种,但大多数已经为时间所扬弃。而超过巨匠们艺术成就的人,比指责他们的人要少得多。我们无意于为大师辩护,靠他人辩护过日子的不会是真大师。添上一块石头,去掉一筐土,都不会改变山峰的高度。我只讲超越前哲们长处之难,不是宣扬他们永远不可企及。绝对化与辩证法是绝缘的。

  1932年1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在上海吕班路201弄53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一·二八”事变后,美专停课半年,傅雷向刘海粟辞职,由人介绍到刚成立的哈瓦那通讯社煼ㄐ律绲那吧恚犎サH伪释贩译。秋天美专复课后,他返回美专,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心教书,并和倪贻德合编学术刊物《艺术旬刊》。1933年9月,傅雷母亲去世,他辞去美专的职务。离开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后,傅雷除了间断担任过一些社会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将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不过他的名片背面印着一行法文:Critiqued' Art,即“美术批评家”,这表明他对美术批评的兴趣未减。

  罗丹首先是创造家,其次才是理论家。

  傅雷性格桀骜不驯,秉性梗直而又疾恶如仇,希望朋友都和他一样,待人真诚,对事认真,但刘海粟处于美专校长的位置上,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所作所为当然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他们出现矛盾的起因是张弦的待遇问题。张弦从法国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薪水较低,生活困苦,傅雷与张弦情投意合,便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做校长的刘海粟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一气之下离开美专。1936年夏天,张弦因急性肠炎去世,傅雷认为张弦的死是受美专剥削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刘海粟。不久,在一次讨论举办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傅雷与刘海粟发生激烈争执,大吵起来,从此他们绝交20年。

  没有一系列雕刻,他谈不出《艺术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刘海粟都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社会中,遂恢复了友情。

  退一万步讲,即使没有雕塑作品,能谈出一部《艺术论》,也足以不朽。此书是对欧洲雕塑史的科学总结,又是个人经验的精炼概括,其中贯串着对前人的崇敬,有对许多名作的卓见,有劳动喜悦,沉思刻痕,点滴的自省。他对雕塑语言的创新上,强调自觉地体现肌肉本身的节奏与表情,对前人学术有所发展,启悟来者,开示法门。

  1976年冬天,刘海粟的一个学生从旧货店买回一幅《长城八达岭》画,送给刘海粟,看着这幅画,刘海粟老泪纵横,这是解放后复交时刘海粟送给傅雷的,“文革”中小偷从屋顶爬进封了门的傅雷住宅,偷出来卖到旧货店。画如今又回到刘海粟的手上,而傅雷却已和他分处两世了。1986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13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原子中子时代,时间宝贵,此书以少胜多,反复咀嚼而不厌,从这口“井”里可以汲上不竭的“水”,那便是睿智、平易近人、更新自我的渴望,帮助我们去思考艺坛之内的群花,艺坛之外的事理。在深邃上或有不及柏拉图对话集之处,却可以与《歌德对话录》、《托尔斯泰对话录》具有同等价值。

  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很多,被作家、批评家、学者记录下来的对话集却很少。中国先秦时代许多子书,多为门人记载,此后仅来儒语录、明清两代个别和尚有语录外,此类著作寥寥,艺术家谈话则多随风吹散,损失极多。读完此书,我们深感罗丹难得,而葛赛尔更难得。盖谈艺者不乏其人,能将吉光片羽聚腋成裘,有创见、有情感、有色彩、渊博精淳的散文家,百年无几。这一点值得沉思!

  艺术家成就愈高,享受光荣愈多,周围谄媚者也随之增多。廉价恭维几句不要学问,创造一本学术著作,不仅仅要才,还要有德,有放弃自己著作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牺牲精神,要淡于名利,善于发现,心胸博大,不怕流言,坚忍不拔,甚至处于清客幕僚地位,完成大业,难处远非文字可以尽述。即使伟大艺术家,也不是各方面都伟大。奴才听话无用,才人傲物,未必俯首帖耳。容人与容于人都难。掌握老艺术家思维方式,语言风格,本身就是创造。主仆关系非合作关系,宽松、容忍、尊重个性,才有平等的成功的合作。把作家批评家看成录音机是愚蠢的偏见。要重视、理解这种特殊行业——无能的干不了,有能者不愿干的工作。这样,我们的学术会进一步繁荣。一些体力好的人,可以创作为主,口述书稿为辅;一些体力差而思维能力好的老专家,可以在学术上后继有人、死后有书。抢救知识与史料,是战略性时间性很强的大事,抓迟了要后悔。

  怒安于1931年“九·一八”前夕,与我同船自巴黎回到上海,住在我家,始译此书,次年春天竣稿,油印过三十多册,发给毕业班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他善于教书,讲美术史课时,墙上放有名画幻灯,学生又发给明信片或小画片,互相对照,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使学生听得入迷。他讲罗丹的代表作,将此书主要精神介绍给学生,不搞死背硬记,希望发挥主观能动性,思考作品的精神实质。

  当时也有人劝他:“坊间已有精装道林纸印的译本《美术论》流传,何必重译费事而又费时间?”

  怒安说他 译为自学一遍,方便后生,无意出版。这种治学态度,多么难得!后来他在翻译上的成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历经浩劫,孤本译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袁志煌弟好学,恭楷抄录一过,文辉见而称赞不已,告知故宫博物院彭炎副院长,彭老转告傅敏,傅敏请不忘怒安教泽、精于法国文学的罗新璋先生搜罗原文及有关资料,反复校勘,保存译文风格,纠正誊抄中的笔误及排列不当,用心良苦,使这颗明珠拭去尘翳,射出精光。出版社为之精印,对我和怒安亲友来说,都是平生一大快事!预计此书将在信达雅三方面不逊于怒安其他名译而见重学林。

  一本外国名著,多出几个译本,读者可以从比较中体味原作的风神,译者们各显身手,精益求精,各逞瑰艳,是大好事。钱钟书夫人杨绛自西班牙文译出《唐·吉河德》,体现塞万提斯文采,犹若唐临晋帖,风骨劲健,没有女作家驱词用语的纤秀之气,固然足珍,而林琴南文言译本,傅东华(伍实)白话旧译本,传神或有欠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必偏废,读书也要有点气度,不能偏狭。

  1986年,我和伊乔同游巴黎,看过很多博物馆与美术馆,在罗丹与蒲尔台故居,二公许多杰作经高手放大,陈列在露天草坪上,供游客与市民欣赏,这和在室内观摩不同,又添一番新意。我还到当年和怒安一起参观过的罗浮宫,重睹名画芳华,顷刻之间,忆起在艾菲尔铁塔上的同游,在威尼斯、日内瓦、罗马等地的快谈和争论,(争论也是巨大的享受,从不伤害友情)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德以沫,实在幸运。而今书在人亡,是悲伤,是怀念,是欣慰,是兼而有之,我也茫茫然难以言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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